西洋中古史研究中常見的年代脫漏與錯誤

    年代記錄的錯誤，對史學研究與重構影響絕對是毀滅性的。錯誤的年代記錄，不僅會混淆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更會徹底攪亂史家理解史實的內在理絡，進而導致完全錯亂的事件重構。在西洋中古史研究的領域，自然同樣存在著龐大的年代錯誤與脫漏，這個問題一直延伸到中古晚期，隨著歐洲地區與近東文化頻繁的碰撞與接觸，學者導入了相對簡單而統一的阿拉伯數字紀年，才徹底解決該問題。

　　因此，西方的「草根史家(Barfußhistoriker，指未受過正統學院訓練的好古者)」在批判正統史家的研究方法與成果時，總愛拿中古史的年代問題大作文章。「草根史家」對傳統史學的激烈批判，為現代史學轉型的重要契機之一(S. Jordan, 2016)，也是國內西洋史史學專家討論二十世紀末新史學的發展時，往往忽略的重要面向。他們的貢獻，在於其強烈的地方史取向與直觀的實務作風，直接催生了現代社會史研究最重要的三大分支：日常生活史，歷史人類學，微觀史學（有關德國知名草根史家的案例，可參考：http://freud0718.blogspot.de/2018/05/blog-post.html。有關「草根史家」對現代史學的貢獻，亦可參閱Stefan Jordan的著作《Theorien und Method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草根史家」雖然泛指未受過正式訓練的歷史研究者，卻也不是甚麼三教九流的雞鳴狗盜之輩，多數人是各行各業的專家，有些人是其他領域的博士，甚至也有大學的講座持有者(通過升等取得終身職的正教授)。　

　　在此，我們還是要回到中古史料年代錯誤與脫漏的問題上。綜觀之，中古史年代常見的錯誤與脫漏可以分為兩類：系統性的錯誤與非系統性的錯誤。

　　非系統性的錯誤聽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卻很容易理解，單純是紀錄者本身的疏失與錯誤所致。大體而言，這類非系統性錯誤只有在孤證時，才會引發重大疑議，否則在多數的情況下，都可以藉由其他輔助性資料加以修正，確認其錯誤，還原該史料原有的價值。下圖的案例就是一個標準的非系統性錯誤，同樣的一份孤證史料中，出現了完全混亂的年代註紀。此時，史家必須發展出一套考辯方法，方能相對精確的為史料的年代定位。

圖左為瑪森豪森家阿諾德的墓碑，現藏於弗萊辛格大教堂。
圖右上為左圖中紅色框線內區塊的局部放大 。

很明顯的，有關墓主的卒年上有著頗大的討論空間。

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墓主當為生活在西元一千年後的人物。

日期的部分爭議不大，碑文上寫著IVIGA。PVRIF。M，「聖母取潔瞻禮」前一日，當為二月一日。
然而，

製作石碑的碑刻匠在年代百位上犯了許多明顯的錯誤：

1.第一個百年記位可能寫錯，中間多了一坨，明顯不符合當代常見體例。

2.可能不小心多打了一個百年記位，鑿到一半才發現錯誤，又想將錯就錯，又下不不定主意要以哪邊的百年記位為基礎，最後決定在千位百位十位的年代記位上劃個小圈圈。

3.因為犯了錯，而且有劃上小圈圈標注一下，加上石碑上本來就沒有甚麼容錯空間，所以就乾脆放著不打了。　　

（我真的很想說：幹！！！這傢伙整個喝盲了嗎？）

右下圖的兩個修正版本，都指向一個相同方向：該史料的年代當為1350年代。
問題在於最後的個位記年如何理解。
就此，我們看到了ＮＯ。ＮＯ的字樣，而拉丁數字中以no開頭的數字唯有9，故可以推定該文獻年代為1359年二月一日.。

　　真正麻煩難處理的，則是所謂的系統性錯誤 ，也是專業史家在面對「草根史家」的攻擊時，最難自圓其說，也最百口莫辯的一個部分。系統性錯誤一方面反映在歐洲中古時代嚴重錯誤而不精確的曆法，另一方面也落實在繁瑣不統一的年代註紀方式。然而，系統性的錯誤不能完全歸咎於紀錄者知能上的限制，很大程度也受到史家處理史料時主觀態度的影響。

    　這種中上古的年代換算方式有多複雜呢？老實說，就算是在西方國家的課堂上，只要你能夠掌握換算的方法，就保證能讓上課的講師或教授對你刮目相看。因為，這些取得中上古史博士學位的歷史專家們，多數對曆法換算仍舊是門外漢。數年前在德國的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位主修數理輔修曆史的大學部學生就曾經明確點出論文發表教授在年代換算上犯下的基本錯誤，鬧了一場大笑話。所幸這件事沒有鬧得太大，單純只是學院同儕間麵包後咖啡間閒聊的議題。値得注意的是，中上古史家談論該偶發事件的語調，並非學術鬥爭間幸災樂禍的看好戲，而是無奈的相互自我警醒。

        一份中古檔案年代簡單的年代錯誤案例如下：

該檔案編碼為JL14495，現藏於科隆，為一份教宗檔案，最下方書寫的年份為1169年，署名的教宗為Paschalis三世，引文如下：＂Datum Rome aqud sanctum Petrum, per manum Riccardi, Civiatis Castellane, episcopi, IIII. Kal. Mart. Indit. I, incarnationis dominice anno MCLXVIIII, pontificatus vero dompni Paschalis pape III. anno IIII.＂(試譯之：羅馬聖彼得教堂，由Civita Castellana主教Riccardus轉交，曆表三月前四日，第一個十五輪年，主轉生後1169年，PaschalisIII四年。)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據學者的考證PaschalisIII的教宗任期當為1164年至1168年，死於教宗任內第五年。很明顯，這份資料肯定有地方不對勁。
在不考慮現代學者考證的年份下，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１.Paschalis III任期實為1164-1169年。
2. 年代寫錯，MCLXVIII多寫了一撇，變成MCLXVIIII。
3. 假文件。
　

　　在不考慮造假的前提下，為解決上述問題，則必須仰賴高特芬年代換算表，這是目前為止最常用，也被主流學界認為相對有效的曆年換算工具。如此一來，配合相關資料，決定性的訊息是是＂第一個十五輪年＂，這在高特芬換算表中，正好落在1168年，故可推斷該檔案年份當為1168年。要注意的是，高特芬雖為常用的年代轉換工具，隨著年代演進也經過多次修改，但終究不是沒有批評，因為這是一份十九世紀末發展出來的換算系統，縱使多次修訂也顯見框架之陳舊，故亦有曆學專家指出高特芬系統的錯誤。有學者甚至試驗性地採用理論上看似更合理的換算系統，卻意外發現許多年代錯誤並不侷限於一兩年，有時甚至長達數十年或百年以上。儘管如此，該說法仍舊是極端案例中刻意採用極端數值計算出來的結果，或許可信，但也不能全盡信。

　　縱使如此，專業的中古史家依舊承認中古史料中存在著龐大的造假與錯誤，唯一的問題是比例，而且這份造假與錯誤的名單只會隨著年份增加。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全然仰賴這些所謂＂正確無誤＂的真品，能夠讓我們在多少程度上還原史實？你可以接受５%的偽造與錯誤史料嗎？很好，那大概就是人類與黑猩猩的DNA序列差異。或許５％太寬鬆了，我們只能接受１％的錯誤，那也不錯，但是還是得恭喜你，你還是只能造出一隻黑猩猩，因為人類與黑猩猩的ＤＮＡ編碼差異，大概也就是那1%。

　　你總不會說黑猩猩是個人吧？

        更甚之，歷史學重構＂事實＂的問題，並不僅只於那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五的差異。事實上，史家掌握的資料，連重構出一隻猴子都有問題。因為，那當中混入了絕對不低於百分之一的蒼蠅基因。

　　

一頁羊皮紙背後的歐洲社會經濟史：從《斑山書寫圖》談起

有人可能會問：圖中紅線與黑線的區別在哪裡？
原因很簡單，因為墨水年久褪色了，修復師在修補資料時，刻意用上不同顏色的墨水（深黑色的尖筆與紅色墨水），讓使用者確定何者為原跡，哪些部分又是事後加工修復的結果。從圖中的情況我們可以得知，《斑山書寫圖》至少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修補與重建。
絕對不要過度相信修補師修復史料時的客觀性，在許多損壞嚴重的文物案例中，文物修補自由創作的空間就算有限，但也多到足以遠超乎我們的想像的程度。

    　《斑山書寫圖》成書於十二世紀中葉，也是歐洲目前為止保存最完整的中古史料之一。該書原藏於位於麥克堡的大麥克噴堵修道院，戰後移至國家圖書館典藏。
     
　　該書長28.5公分，寬20.5公分，為大麥克噴堵修道院，由數位不知名的修道士共同撰寫（明顯的字跡差異），記述自己製作羊皮紙書的血汗心得，並將成果奉獻予大麥克天使神恩的Ｍ型雙翼下。該資料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位於內頁1v中的插圖，清楚描繪了製作羊皮紙的過程，讓籠統模糊且乾燥無味的文字紀錄轉而豐潤，也讓現代人一瞥中古時代羊皮紙的製作流程與要訣。

　　內頁1v中包含了十一個不同的圖像，略分為左、中、右三行，閱讀的順序為左、右、中，由上到下，以下依其順序略敘之。

圖左一：
修士手持按摩棒，左手拿著雕刻刀，充滿愛意地雕刻出男性陽具的樣式。
中古時代的教士與修士多半獨身，排遣性慾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作。
只是我們無法判定該按摩棒為自用，或世為尼姑庵的修女特製。
然而，
不少被關養在象牙塔的蛋頭學者卻抱持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認為該修士右手持挫刀，左手持鵝毛筆，正在聚積會神地打磨筆尖。

圖左二：
磨好的鵝毛筆，並不代表能夠直接用於書寫。
因此，修士必須先進行預寫，以測試該鵝毛筆的手感。
修士們往往預寫於木板或石板上，一方面是可以重複使用，另一方面也讓經過摩擦的鵝毛筆間更加順滑易寫。

圖左三：
拉撐羊皮，並將羊皮上殘餘的脂肪與肉肉末徹底刮淨。
這是製作羊皮紙過程中最重要的工法之一，因為殘餘的肉末與脂肪會嚴重影響書寫的平順。
  有關羊皮製作的部分上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也會在本段落後詳細解釋。

圖左四：
對齊書皮裁切，這個部分不用做太多解釋，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羊皮只單頁的大小為28.5cm X 20.5cm，為全歐洲在中古時期普遍的統一格式。
目前現行最通用的DIN-A4格式（即A4紙，也是一般口語中常說的十六開格式）大小為29.7cmX2.10cm，而DIN為Deutsches Institute für Normung （德意志標準化協會）之縮寫。
該協會成立於1917年，為現代的工業化標準做出了極為重大的貢獻，該協會頒訂的標準至今仍舊是許多工業領域ISO與EU認證的規範。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看到，工業化是如何從各種生活細節的角落滲透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此外，DIN格式於民國初年引進，也很大程度的改變了當時國內的製紙業生態。

圖右一：
打孔，折疊與裝線。同樣是一個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卻隱含許多細節的工作，亦於本段結束後綜合討論。

圖右二：
裝訂成冊。同樣於本段後綜合討論。

圖右三：裝訂成書，同樣於本段落後綜合解釋。

圖右四：
用榔頭狠狠的槌打自己的大拇指。
從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修士的大拇指已經出現了紅腫出血的現象，也明顯有簡單包紮的痕跡。
打上書皮。

圖中一：
檢查並展示。
你沒事翹小指頭幹嘛？看樣子你這個死娘泡修士被捅屁眼也是肛好而已。

圖中二：
繪圖。
現代食品工業的寫照：讓大麥克的血汗勞工們沐浴在大天使長Ｍ型的羽翼下。

圖中三：
用於授課與講解。
他媽的好長的一根...食指
我還看到了蠢蠢欲動的小指頭....

　　羊皮紙書的製作雖然繁瑣而廢時，卻也是所有紙基史料中保存能力最強的。常見以植物纖維紙基，除非特殊環境允許，其實很難保存超過數百年。儘管超高的保存能力，抗酸抗鹼抗腐化抗潮濕的屬性基本上都有點好點滿，唯獨抗火的能力卻仍舊與一般的紙基史料相同，都是大喇喇的一個０字。

　　歐洲中古火災頻繁，幾乎所有知名的教堂在文獻上都有過多次大火燒毀的記載，其損失不僅止於生命，建築與財物，當中也包括了龐大的典藏羊皮紙書。因此，多數的中古史籍，哪怕是貨真價實的羊皮真本，多半還是在戰亂與大火後教士修士們四處記誦傳抄的結果。許多掛名十一或十二世紀以前的史料，實際上也都是十三世紀隨著十字軍東征逐漸形成的跨地區交通網絡（十三世紀以前的跨地區交通網，主要是以羅馬為中心放射狀的朝聖路線，因此在訊息與文線傳輸上，儘管巴黎與科隆直線距離僅五百公里，卻遠比不上經由羅馬這條長達三千公里的路線），四處傳抄還原重建後的結果。這也解釋了為何許多中古史料存在著龐大的一致性，卻也同時存在著大量的天南地北的差異。就是因為其同源自轉抄，其異起於訛誤。因此，中古史料的應用，尤其是大事件，必然盡可能地不使用孤證，必須在不同國家的典籍中找出相同人事物的記載（通常都不一樣，由其是年代的部分更是如此，教士修士們也是很能走心的），方能在數者中擇一可信者採用之。這樣規模龐大的歷史建構，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歐洲中古史家多年心血的共同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各民族國家也一點一滴地建構出自己國家的「正史史觀」。

　　最重要的是，羊皮紙非常的昂貴。具體有多昂貴呢？我們無法從現行史料中得到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數字，畢竟中古時代主要的地區交易方式仍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換經濟，加上中古時代跨時一千年，任何一個客觀的平均數據都會非常大程度的扭曲事實，但是我們仍舊可以從羊皮紙的規格與製程中摸出一點線索。

　　如圖左四所述，羊皮紙書常見的單頁規格為285 mm* 205 mm，約一張DIN   A4紙的大小。然而在製作中，卻是一張 470mm * 210 mm(約一張DIN A3紙大小)對折後的結果。因此，一張羊皮紙可以提供四面完整的空白單頁，見下圖：
　　

　　值得注意的是，羊皮紙有所謂的「肉片」與「毛片」的區別，「毛片」指的是未加打碼或霧化處理的材料，「肉片」則泛指有大膽裸露的素材。「毛面」與「肉面」的區別。兩者的差異雖然很容易從字面理解，但依舊有更加詳細解釋的可能。「毛面」為羊皮附蓋毛皮的一側，一般而言只需去毛後刮平處理即可。「肉面」指的則是的羊皮與肉連接的一側，依據圖左三需要徹底刮除餘下的脂肪與肉末，這並非出於防腐的需求，因為教士與修士取得的羊皮通常都已經通過鞣皮處理，主要還是會影響書寫手感，因為鵝毛筆尖勾到脂肪或肉末時，會直接造成筆劃凌亂與紙面髒汙。從外觀上，我們也可以明顯辨識出「毛面」與「肉面」的區別。「毛面」明顯的平整有光澤，顏色也相對較淡；「肉面」則顏色略黯淡而泛黃，紙面亦略不如「毛面」平整光滑。因此在書本裝訂上，出於閱讀美觀的考量，必須避免「肉面」與「毛面」同列並陳。

肉面與毛面比對，中間兩排為肉面

　　

　　如上圖所示，在裝訂時並須注意「肉面貼肉面，毛面貼毛面」的原則，才能避免「肉面」與「毛面」同時出現在兩側頁面的情況。每冊隨著羊皮紙張數，也有不同的稱呼，如Binio 雙張冊，Ternio三張冊，Quaternio四張冊，Quinio五張冊與Sexternio六張冊...等。考量到羊皮紙本身紙基的厚度，四張冊為最常見的一種格式。

　　最重要的是，一頭最多只能提供兩張羊皮紙，因為製羊皮紙需要羊隻大面積柔軟且平整的部位，所以只有腰肋間至脅下的皮能夠滿足這樣的需求。要注意的是，下腹部的皮雖然面積最大也最平整，但是很明顯不能夠拿來製作羊皮紙，原因也非常的簡單，因為有乳頭（在此懸賞有乳頭痕跡的羊皮紙書）不僅不美觀，而且非常難以不留痕跡的去除。簡言之，四張冊共十六頁的羊皮紙，需殺羊兩頭。如果是一本96頁，由六個四張冊裝訂成的羊皮書，則需殺羊十二頭。換言之，教會隨便收藏個幾十本書，背後都是上百頭羊的資本額累積的成果，而一個當時中等富裕貴族的牲畜總額，最多大概也只是這個數目而已。正因為製作與收藏羊皮紙書必須耗費龐大的資源，教會與私人的貴族藏書家必須非常有效率的使用這些資源，在工業化前的農業社會中，形成了更進一步的經濟分工機制。

　　首先，教會本身就是個歐洲的頭號超級大地主，全歐洲轄下的莊園就算沒有個幾十萬，也絕對不可能淪落到僅寥寥數千的潦倒慘境。教會將土地與莊園層層分封予基層教區的修道院或堂區，由各修院院長或堂區神父進行管理。因此，一個堂區或修道院擁有數百頭羊，是非常常見的情況。作為莊園的領主，教會多半以特許的方式，將待宰的羊隻委託予屠夫，剝皮匠，鞣皮匠。當然，特許狀並不是免費的，工匠必須營業收入的固定比例上繳給教會，當中自然也包括無私奉獻完好無缺的羊皮紙。

　　羊隻本身是經濟價值極高的牲畜，除了高度食用價值外，不僅是牧羊人無聊時排遣性欲的工具 ，羊奶可以飲用或製做乳酪，羊毛可以用於編織保暖衣物，羊腸可以拿來製作保險套，羊皮的功用更是普及於中古歐洲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而教會製作羊皮紙書的羊皮材料，在中古時代明顯落後未開化的維生經濟底下，只能是扣除日常生活用度後，屈指可數的剩餘。所以，教士與修士們可沒辦法說為了寫一本書就殺個幾十頭羊，最終的依歸還是整體地方社會經濟的需求。雖然處理後的羊皮易於保存，但是在十五世紀以後跨地區的市場逐漸形成前，大多數的羊皮也僅能用於提供本地市場需求。另外，雖然一頭羊能夠提供兩張羊皮紙，但這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最大值，實際的情況可能一頭羊都未必能供給出一張完整羊皮紙。這一方面取決於羊隻體格大小上的個別差異，另一方面則決定於剝皮匠與鞣皮匠的技藝熟練與否。一個熟練的剝皮匠與鞣皮匠，可以相對在剝皮，去毛，去肉，刮脂的過程中盡可能不傷及羊皮本身，但這依舊只是相對的結果。大多數有瑕疵的羊皮，則用於製作盔甲內襯，或者鞋子，手套，水袋...等日常生活用品。

　　鞣皮匠在中古城市工匠間的經濟地位頗高，一般而言僅次於鐵匠，然而其社會聲望卻遠不如鐵匠，主因是鞣皮過程中的產生惡臭。一般羊皮紙需要使用白鞣法，主要的材料是石灰與明礬。多數粗質用途羊皮的則會使用成本更低，且更臭上許多倍的紅鞣法。紅鞣法主要將羊皮浸泡在牲畜屎尿的汁液中，製程後的羊皮質地較硬而不透水，許多中古題材電影中常見的水袋，就是用紅鞣法的工法製作的。可以想見，製作保險套的羊皮，當然一定是白鞣法。十二或十三世紀以後，隨著各地區城市法的細密與嚴格，鞣皮匠被推擠到靠河下流的城牆邊上。

　　諷刺的是，教會一方面身為中古貴族間戰爭的調停者與仲裁者，另一方面又是戰爭所需物資的最大供應者(例如盔甲內襯，箭袋，或是弓矢末端的羽毛...等)。然而，這又是另外一個比老太婆的裹腳布更長的故事了...

　　
　　

　　




















　　

「轉型正義」外一章：從德國近年影視作品談起

　　國人談「轉型正義」，總是喜歡拿德國的經驗做文章。然而，轉型正義基本上是英美語系學者提出的概念，德國人事實上談的是「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雖然表面上形似，但在內涵上依舊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差距。事實上，這個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一個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概念，一直到最近，我才漸漸理解到這個概念背後真正的意義，因為其在理論面與實務面的執行上，都與國內主流的理解有著極大的差異。甚至其後果，也與國內的主流想像大相逕庭。

　　德文的「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由兩個單字組成。第一個是Vergangenheit，意思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另外一個是Bewältigung，意思是克服。Vergangenheit 所指涉的過去，自然是二戰時的戰爭罪行，這個部分比較沒有爭議，問題在於對Bewältigung的解釋。Bewältigung由動詞bewältigen構成，加上名詞化字尾-ung，在字義上與動詞沒有太大的差異，一般指的是完成某種艱難的任務，也可以解釋為對某些特殊情境作出恰當而客觀的評判。

　　因為字義本身的模糊，也造成理解上龐大的盲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可以理解為對過去二戰罪行蓋棺論定的清算，也可以解釋成走出二戰後傷痛的陰影。國內的學者與政客在理解上，往往採用前者，而非後者。基本上這樣的理解不能算錯，因為德國近年也開始將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稱為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當中的Aufarbeitung的意思就是「批判地使用」。但是這樣的理解方式，只是得到了外功，至於內功的心法口訣，則是一無所知。

　　在德國各大景點，很常看到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包括我家旁邊的人行道上，也有紀念當時受害者的悼念磚（Stolperstein），暗金色的青銅金屬光澤，在深灰色的人行道鋪石子上更形顯眼，上頭書寫著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受害日期與地點。走在德國的主要大城市，我們可以隨時感受到，當時的大屠殺到底「普及」到甚麼程度。 　

悼念磚的範本，大小約十公分見方，置於死者生前居所的人行道上。

　　然而，我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這種大張旗鼓式的悼念文化，其實是1989年東西德統一後的產物。客觀的說，所謂的「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可以分作兩個時期，中間的分水線則是1989年的兩德統一與之後的蘇維埃鐵幕崩解。因此，國內討論與理解的「德國轉型正義」，實際上是1989年統一後的德國聯邦政府清算納粹歷史的一系列政治動作，卻忽略了1989年以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實際上的運作方式。正因如此，才會有將「走出傷痛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轉型成「批判過去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的論調出現。

　　這篇文章要談的，主要是1989年以前的「走出傷痛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而非目前國內流行的「批判過去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

     　首先，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觀念，1989年以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核心精神，一方面是重懲主事者，另一方面不得不做出相當大程度的妥協與讓步。

　　我們先從這幾年小有名氣的德國電視劇 《選帝侯大街56號Ku'damm 56》談起。劇中的女主角，是一個出生於戰前，成長與戰後的年輕女性，家裡面經營一間社區裡小有名氣的社交舞學校，成長的過程中雖然缺乏父親的陪伴，但是在母親戮力經營底下，還能夠維持著相當體面的生活。

《選帝侯大街56號Ku'damm 56》劇照，講述Schöllack舞蹈學校一家三姊妹與母親的故事。
從左到右分別為大姐，母親，女主角（老二）與小妹。
小弟必須承認，坐在最左邊的小妹完全是我的菜。

　　有一天，他發現到一個在家裡附近徘徊的猶太人，帶著一種憤怒與憂傷的神情看著家裡的舞蹈學校。後來女主角才知道，這位猶太人的父母本來是該舞蹈學校的所有者，在納粹當權時期，家中產業遭到依恃著納粹勢力的女主角父母親貪婪的強奪。在得知殘酷的事實之後，女主角感到慚愧而憤怒，並且將情緒傾洩於曾經是納粹高層的生父身上。

　　哪知道，女主角生父並未表達出對過去任何罪行的懊悔，他只是冷冷的告訴女主角：「你恨我們嗎？我告訴你，看到對面那個一直很疼你鄰居阿姨嗎？她也是納粹遺孀，過去對猶太人可沒客氣過。你看到坐在隔壁的那個婆婆嗎？她很疼你，小時候總是給你糖吃，你也一直很喜歡她。告訴你，她以前是納粹的報馬仔，因為她告密受害的人可多了！...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生活在你周圍，看著你一起長大的叔叔伯伯阿姨，他們以前多半跟納粹是一路的。你要恨嗎？那就得恨我們全部，恨我們們這整個世代。」

  　　面對生父這樣突來的真情告白，女主角自然是無話可說，最後也只能不了了之。這個劇集故事中的小插曲，其實多少也反映了納粹當權期間的整體氛圍。整個社會上超過半數的人，或多或少都在涉入程度的深淺不同上，與納粹政府有所勾結。就像是前面提到悼念磚一樣，當時大屠殺有多「普及」，整體社會的涉入程度就有多深 ，那是一個整體社會集體瘋狂的不堪記憶，也是多數德國人不樂意提及的過往。

  　　因此，德國的戰後嬰兒潮世代，面對著在戰後一片狼藉中含辛茹苦地將他們拉拔成人的戰前世代，心中的情緒自然是矛盾的。他們無法做出地圖砲式的無差別大範圍攻擊，只能夠對這樣一個世代集體犯罪惡行，無奈的選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如《選帝侯大街56號Ku'damm 56》劇中的男主角，他的父親是納粹時代的軍火工廠老闆，戰後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實際形式上的制裁，還大搖大擺地做起了國際戰爭生意，結結實實地發上了人生第二筆大財。男主角作為家族企業的唯一繼承人，又是一個才華洋溢的作家，他對這一切自然是心知肚明。
他在道德上的自暴自棄，一方面出自對父親偽善的憤怒，另一方面也來自對自身懦弱的憎惡。　

　　另一部值得一題的劇集，則是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我們的父輩母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劇中其中一位女主角，為了幫助自己的猶太男友逃離德國，選擇與某位納粹宣傳部的高官上床，以換取猶太男友的出境簽證。豈知那位納粹高幹表面上發給了男主角簽證，私底下卻派人以偽造簽證的名義逮捕準備出境的男主角，從此也開啟了男主角悲慘的集中營生涯。更有甚之，該納粹高幹甚至在納粹投降前下，擔心女主角舉發自己的惡行惡狀，於是毫不猶豫地將當時已身懷六甲的女主角槍斃。最重要的是，女主角肚子裡的孩子還是他的親生骨肉，他依舊忍得下心痛下殺手。

《我們的父輩母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的宣傳照，左方兩位就是本文提到受到迫害的男女主角。

　　這樣的一位惡人，卻在戰後搖身一變，成為慈眉善目而奉公守法的聯邦公務員。

　　男主角逃出集中營後，經歷了許多事情，終於可以在戰後回到家鄉，第一件事情就是尋找失蹤頗有時日的女主角，接洽他的官員正好就是那位殘忍的前納粹高幹。男主角自然不識得眼前這位曾經撕裂他人生的前納粹高幹，但這位前納粹高幹卻是心裡有數，卻依舊能夠在男主角絕望地離去前，假惺惺的安慰他說：「我由衷地對您的遭遇深感同情。」

　　戲劇終究是戲劇，哪怕是真人真事改編，加油添醋自然不可免。然而，劇中這位納粹時其狐假虎威，戰後又吃乾抹淨的官員又有多少，是一個非常值得省思的問題。

　　事實上，儘管當時的新成立的聯邦德國承諾盟軍重懲重大罪行的戰犯，而紐倫堡大審宣判的懲處，其實也僅限於少部分檯面上的領頭人物。從實務的角度看，當時的德國不可能，也無法徹底將與納粹同流合汙過的官員，徹底的從聯邦德國的公務員體系中刮除，而是很大程度的必須仰賴這些過去曾經義務反顧地跟隨希特勒的公務系統，以幫助戰後的復員與重建。

　　回到剛才的問題，到底當時的聯邦德國接收了多少過去曾依恃納粹惡勢力為虎作倀的官員呢？答案是很多，而且多得遠超乎我們的想像。這也是為甚麼現代學者將這段過往稱呼為「一種集體的國家犯罪」。因此，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平庸之惡」的論述，才能夠在戰後受到法學家的重視，並成為聯邦德國為當時公務體系開脫的重要理論。

　　而面對這樣已然臣服的龐大集體平庸之惡，與其不留情面地追殺，還不如攏絡羈麼收為己用。因此對於當時的德國而言，唯一的上策是原諒。

　　聯邦德國當下的選擇，也讓「廢死」的議題開始真正受到主流官方的重視與認可，並且使德國成為日後全球廢死運動的主要推動者。畢竟，當你能夠選擇原諒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惡意集體犯罪（除了六百萬猶太人，俄羅斯在戰爭期間損失平民一千四百萬，波蘭則將近六百萬平民死於戰爭），像鄭捷或是背負七十七條人命的挪威殺人魔布列維克，還真的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畢竟，如果你吞得下整頭象，你沒有理由嚥不下一隻雞。

　　德意志聯邦對於過去曾經服務於納粹的公職人員，大體上抱持相對寬容的態度。在商業的領域，為了顧及戰後的經濟重建與復甦，更是毫不猶豫照單全收。這些過去的戰爭與大屠殺商人共犯，部分在戰後遭到起訴，然而多半罪名都不成立。

德國知名運動朝牌的創辦者Rudolf Dassler便曾經是納粹黨員。
他當年可是為了納粹理念與弟弟Adolf(德國另一運動朝牌Addidas創辦者)鬧到分家.

　　

德國今日重工業的代表ThyssenKrupp，不僅是當時納粹時期軍工產業的主力，也是納粹幕後的大金主之一。

設計黨衛軍制服的Hugo Boss，在戰後「去納粹化」過程中，一開始被列為「共犯」，但最後還是轉列為「隨波逐流者」，僅以罰款了事。

　　對於聯邦德國對於舊政權之惡的妥協，最不能接受的莫過於德國共產黨。原因無他，因為納粹本身堅定的反共立場，在其執政期間對共產黨員的壓迫與屠殺自是不在話下，這給了蘇聯共產黨成功煽動德國共黨建立新國家的機會。共產主義的高度理想性，讓一部分的德國人夢想能夠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度，一個與過去的「惡」徹底斷裂的國度。正因如此，1949年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整體呈現的欣欣向榮的大氛圍，與隔壁繼承舊正統，妥協主義氣息濃厚的德意志聯邦（西德），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樣截然不同的立國精神，也反映在兩國國歌的選擇上。西德選擇的〈德意志人之歌〉，旋律前身為大德意志精神的代表奧匈帝國國歌〈帝王頌〉，在威瑪共和其間首次被選為德國國歌，歌曲旋律肅穆凝重，乍聽之下還以為是彌撒曲目。東德的國歌〈浴火重生Auferstanden aus Ruinen〉又不同，主旋律在短促厚重的銅管與優揚的弦樂交織下，營造出激昂而奮進的整體氛圍，為1949年全新的譜曲填詞（見下方影片連結）。

　　在這樣高度理想精神的感召下，許多原本出身西德的德國人，也決定遷往東德這個與「過去之惡」徹底決裂的嶄新政體下。上述的《選帝侯大街56號》中也描述到類似的情節，女主角的父親拋棄居住在西柏林的母親，跑到東柏林開始新生活，正是因為他無法容忍納粹的惡，竟然仍在德意志聯邦下得以姑息。同樣的，另外一部知名的大製作《阿德隆飯店：家族傳奇Das Adlon, eine Familiensaga》中，女主角與猶太人生下的女兒，也在戰後滿懷著理想，從以色列回到東德服務。最知名的例子，莫過於大名鼎鼎的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梅克爾的父親雖然生於西德，卻也在1954年加入這股「逆向移民潮（當時的主流是由東向西逃）」，帶著甫出世不過數周襁褓中的梅克爾，舉家大小遷往東德。　　

《阿德隆飯店：家族傳奇Das Adlon, eine Familiensaga》宣傳照，講述德國二十世紀初最豪華的阿德隆飯店的五十年家庭興衰史。

不知道阿德龍飯店沒關係，你只要知道是麥克傑克森當年在窗口向媒體搖晃自己剛出生兒子時所在的旅館即可。

　　高度的理想沒有為東德帶來長久的昌隆國運，而是在短短三十年間以重力加速度跌入腐敗的深淵中，導致1989年的覆亡。選擇部分妥協的西德，卻擺脫了過去的陰霾，走向欣欣向榮的八十年代。

　　當我聊解到這些背景後，看到那些每年二月底定期自動起乩的人們（哪怕他們既不是受害者家屬，也跟該事件扯不上任何鳥蛋關係），看著他們沾沾自喜的自以為進步，心裡面滿是無奈，我想到以前老師說的一段話：「在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中，讓人最感到痛苦的，莫過於必須容忍無知和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