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中古史研究中常見的年代脫漏與錯誤

    年代記錄的錯誤，對史學研究與重構影響絕對是毀滅性的。錯誤的年代記錄，不僅會混淆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更會徹底攪亂史家理解史實的內在理絡，進而導致完全錯亂的事件重構。在西洋中古史研究的領域，自然同樣存在著龐大的年代錯誤與脫漏，這個問題一直延伸到中古晚期，隨著歐洲地區與近東文化頻繁的碰撞與接觸，學者導入了相對簡單而統一的阿拉伯數字紀年，才徹底解決該問題。

　　因此，西方的「草根史家(Barfußhistoriker，指未受過正統學院訓練的好古者)」在批判正統史家的研究方法與成果時，總愛拿中古史的年代問題大作文章。「草根史家」對傳統史學的激烈批判，為現代史學轉型的重要契機之一(S. Jordan, 2016)，也是國內西洋史史學專家討論二十世紀末新史學的發展時，往往忽略的重要面向。他們的貢獻，在於其強烈的地方史取向與直觀的實務作風，直接催生了現代社會史研究最重要的三大分支：日常生活史，歷史人類學，微觀史學（有關德國知名草根史家的案例，可參考：http://freud0718.blogspot.de/2018/05/blog-post.html。有關「草根史家」對現代史學的貢獻，亦可參閱Stefan Jordan的著作《Theorien und Method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草根史家」雖然泛指未受過正式訓練的歷史研究者，卻也不是甚麼三教九流的雞鳴狗盜之輩，多數人是各行各業的專家，有些人是其他領域的博士，甚至也有大學的講座持有者(通過升等取得終身職的正教授)。　

　　在此，我們還是要回到中古史料年代錯誤與脫漏的問題上。綜觀之，中古史年代常見的錯誤與脫漏可以分為兩類：系統性的錯誤與非系統性的錯誤。

　　非系統性的錯誤聽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卻很容易理解，單純是紀錄者本身的疏失與錯誤所致。大體而言，這類非系統性錯誤只有在孤證時，才會引發重大疑議，否則在多數的情況下，都可以藉由其他輔助性資料加以修正，確認其錯誤，還原該史料原有的價值。下圖的案例就是一個標準的非系統性錯誤，同樣的一份孤證史料中，出現了完全混亂的年代註紀。此時，史家必須發展出一套考辯方法，方能相對精確的為史料的年代定位。

圖左為瑪森豪森家阿諾德的墓碑，現藏於弗萊辛格大教堂。
圖右上為左圖中紅色框線內區塊的局部放大 。

很明顯的，有關墓主的卒年上有著頗大的討論空間。

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墓主當為生活在西元一千年後的人物。

日期的部分爭議不大，碑文上寫著IVIGA。PVRIF。M，「聖母取潔瞻禮」前一日，當為二月一日。
然而，

製作石碑的碑刻匠在年代百位上犯了許多明顯的錯誤：

1.第一個百年記位可能寫錯，中間多了一坨，明顯不符合當代常見體例。

2.可能不小心多打了一個百年記位，鑿到一半才發現錯誤，又想將錯就錯，又下不不定主意要以哪邊的百年記位為基礎，最後決定在千位百位十位的年代記位上劃個小圈圈。

3.因為犯了錯，而且有劃上小圈圈標注一下，加上石碑上本來就沒有甚麼容錯空間，所以就乾脆放著不打了。　　

（我真的很想說：幹！！！這傢伙整個喝盲了嗎？）

右下圖的兩個修正版本，都指向一個相同方向：該史料的年代當為1350年代。
問題在於最後的個位記年如何理解。
就此，我們看到了ＮＯ。ＮＯ的字樣，而拉丁數字中以no開頭的數字唯有9，故可以推定該文獻年代為1359年二月一日.。

　　真正麻煩難處理的，則是所謂的系統性錯誤 ，也是專業史家在面對「草根史家」的攻擊時，最難自圓其說，也最百口莫辯的一個部分。系統性錯誤一方面反映在歐洲中古時代嚴重錯誤而不精確的曆法，另一方面也落實在繁瑣不統一的年代註紀方式。然而，系統性的錯誤不能完全歸咎於紀錄者知能上的限制，很大程度也受到史家處理史料時主觀態度的影響。

    　這種中上古的年代換算方式有多複雜呢？老實說，就算是在西方國家的課堂上，只要你能夠掌握換算的方法，就保證能讓上課的講師或教授對你刮目相看。因為，這些取得中上古史博士學位的歷史專家們，多數對曆法換算仍舊是門外漢。數年前在德國的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位主修數理輔修曆史的大學部學生就曾經明確點出論文發表教授在年代換算上犯下的基本錯誤，鬧了一場大笑話。所幸這件事沒有鬧得太大，單純只是學院同儕間麵包後咖啡間閒聊的議題。値得注意的是，中上古史家談論該偶發事件的語調，並非學術鬥爭間幸災樂禍的看好戲，而是無奈的相互自我警醒。

        一份中古檔案年代簡單的年代錯誤案例如下：

該檔案編碼為JL14495，現藏於科隆，為一份教宗檔案，最下方書寫的年份為1169年，署名的教宗為Paschalis三世，引文如下：＂Datum Rome aqud sanctum Petrum, per manum Riccardi, Civiatis Castellane, episcopi, IIII. Kal. Mart. Indit. I, incarnationis dominice anno MCLXVIIII, pontificatus vero dompni Paschalis pape III. anno IIII.＂(試譯之：羅馬聖彼得教堂，由Civita Castellana主教Riccardus轉交，曆表三月前四日，第一個十五輪年，主轉生後1169年，PaschalisIII四年。)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據學者的考證PaschalisIII的教宗任期當為1164年至1168年，死於教宗任內第五年。很明顯，這份資料肯定有地方不對勁。
在不考慮現代學者考證的年份下，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１.Paschalis III任期實為1164-1169年。
2. 年代寫錯，MCLXVIII多寫了一撇，變成MCLXVIIII。
3. 假文件。
　

　　在不考慮造假的前提下，為解決上述問題，則必須仰賴高特芬年代換算表，這是目前為止最常用，也被主流學界認為相對有效的曆年換算工具。如此一來，配合相關資料，決定性的訊息是是＂第一個十五輪年＂，這在高特芬換算表中，正好落在1168年，故可推斷該檔案年份當為1168年。要注意的是，高特芬雖為常用的年代轉換工具，隨著年代演進也經過多次修改，但終究不是沒有批評，因為這是一份十九世紀末發展出來的換算系統，縱使多次修訂也顯見框架之陳舊，故亦有曆學專家指出高特芬系統的錯誤。有學者甚至試驗性地採用理論上看似更合理的換算系統，卻意外發現許多年代錯誤並不侷限於一兩年，有時甚至長達數十年或百年以上。儘管如此，該說法仍舊是極端案例中刻意採用極端數值計算出來的結果，或許可信，但也不能全盡信。

　　縱使如此，專業的中古史家依舊承認中古史料中存在著龐大的造假與錯誤，唯一的問題是比例，而且這份造假與錯誤的名單只會隨著年份增加。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全然仰賴這些所謂＂正確無誤＂的真品，能夠讓我們在多少程度上還原史實？你可以接受５%的偽造與錯誤史料嗎？很好，那大概就是人類與黑猩猩的DNA序列差異。或許５％太寬鬆了，我們只能接受１％的錯誤，那也不錯，但是還是得恭喜你，你還是只能造出一隻黑猩猩，因為人類與黑猩猩的ＤＮＡ編碼差異，大概也就是那1%。

　　你總不會說黑猩猩是個人吧？

        更甚之，歷史學重構＂事實＂的問題，並不僅只於那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五的差異。事實上，史家掌握的資料，連重構出一隻猴子都有問題。因為，那當中混入了絕對不低於百分之一的蒼蠅基因。